宜蘭社區辦桌與地方形塑：以謝總舖師承辦的同樂村社區辦桌為例__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「大工」及「小工」是一群由總鋪師所雇用的工作人員所組成，大工負責擔任總鋪師的助手，而小工則是負責洗菜、切菜、收拾碗盤及整理桌面等其他工作。 手繪胭脂紅釉螃蟹紋八角小盤；臺史博館藏，推斷為戰後初期（1945~1965）鶯歌作品。 「這都是總舖師擺的攤位，現在沒得辦桌，大家還是要活下去啊！」高雄內門「四合一宴席包辦」總舖師薛孟輝扯開嗓門，一面翻炒鍋內的螞蟻上樹，一面解釋。 受疫情影響，各類辦桌筵席不是延後就是取消，有的師傅只得準備幾道「手路菜」擺攤，做點外帶生意。 吃辦桌還有一件很開心的事，在宴席開桌前，大人們大家啃著瓜子互道家常或是與久違不見的親友敘舊。 管他大人們比較著誰家小孩學校成績好壞或是工作成就如何，我們小孩子則是盡情享受著「吉利果」、「香吉士」或是「黑松沙士」等各種平常都被禁止的飲料，摩拳擦掌地等著今晚的「好料」上場。 說它難忘不是蟳殼上豐潤的卵黃，而是因為母親總是會幫我取出蟹螯裡飽滿豐美的蟹肉的愛心。 而且在吃完米糕後，我們小朋友們就開始週遊列桌，到處與各桌玩伴們追逐。 劉昆靈，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行動研究──以內門國小「歡歡喜喜吃辦桌」為例》，致遠管理學院教育研究所，2005。 歐虹蘭，《全球在地化的生活空間──羅東鎮的7-eleven便利商店對地方生活的影響》，東海大學建築學系，2003。 留方萍，《一個聚落的生與死──三重市後埔仔的聚落發展與地方感形塑》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，2005。 王秋原、趙建雄，〈地方生活圈與區域均衡發展之關係〉，《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學系地理學報》，16，1993.06，頁35-59。 李豐楙、朱容貴主編，《儀式、廟會與社區－道教、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》，頁14。 外燴 COVID-19（又稱武漢肺炎、新冠肺炎）疫情從限制群聚、暫緩媽祖遶境開始，外燴業者訂單少了9成，總鋪大師甚至只能去便當店「打工」。 走過炎夏、禁忌七月，隨著初秋腳步到來，婚嫁、聚會的美好時光，讓訂席、外燴服務的需求量日增。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今（27）日召開聯合記者會，發布現行臺北市115家國際觀光飯店及餐飲服務業者，契約使用情形調查及輔導使用定型化契約範本。 辦桌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國的北宋時期，當時設有所謂的「四司六局」是專門從事筵宴服務的機構，與現代的辦桌行業雷同。 但是要追究臺灣的辦桌文化，最早在清朝統治時期就有，不過當時通常是富裕人家請廚師到家中負責料理菜餚。 以現今管理學的角度來看，「辦桌」即一班所謂的「外燴」，指的是專門承攬宴席包辦之飲食業者，由廚師到客戶指定的活動地點備餐，並安排完整宴席服務的一項活動，且具有時間不固定、地點不固定、人員不固定等三種特性。 但若以歷史背景來看這一個用語，「辦桌」其實是以臺語（閩南語）發音，指的是辦好桌上的料理，即是煮上一桌桌的好菜，讓客人飽餐一頓。 所謂「辦桌」，將捨棄管理學所指餐廳、飯店提供的外燴服務，而是從歷史角度，單純就臺灣傳統埊辦桌作一介紹。 因此，筆者在第一章緒論中先陳述動機、目的、範圍和方法，以及針對辦桌、地方相關文獻進行回顧。 他也曾在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修讀一年半的博士課程，後來因申請到香港理工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的獎學金而在2003年轉至香港，最後於2007年順利取得博士學位。 但是並非代表辦桌文化就會因此消失，反而是可以經由創新的元素來達成意義的保留，就像不少人還是會邀請總舖師來辦桌，但是選擇在室內場地，或是也有不少一般的餐廳轉型，以專做辦桌外燴的型態來經營，包含婚宴會館和旅行團接待等類型，也都是希望能增加更多團體性質的消費客群。 由於辦桌的氛圍相當符合臺灣人熱情、好客、豪邁、大方的特性，因此漸漸的有業者將採購食材、烹調、租賃桌椅、餐具、運輸等相關元素結合，一條龍的辦桌產業也就應運而生，進而造就富有地方特色的辦桌文化。 直至民國60至80年代經濟起飛後，則以「呷好、呷巧」為特色，養殖漁業的成功發展以及各種食材開放進口，使龍蝦、九孔、石斑魚、甚至是農業社會中視為禁忌的牛肉，都陸續出現在辦桌菜單上。 民國90年代起，社會吹起了一股健康養生的風潮，辦桌的菜單設計也逐漸走向較為清淡、不造成身體負擔的原則。 而舉辦辦桌的地點，往往不在華麗的餐廳裡，只要有一塊地，一頂蓬子，一張圓桌，數張椅子，就能辦桌。